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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理培训机构要从实际出发，该停的则停，该改的则改，该鼓励支持的则鼓励支持。要规范培训机构的入门标准和程序、规范业务项目和收费标准、规范培训内容和培训用书、规范公开资质信息的内容和平台。

　　●治理校外培训市场离不开规范学校办学行为，要严格落实义务教育学校免试就近入学、一年级“零起点”教学，防止层层传导升学压力。学校是教育主阵地，办好学校课后服务，是使校外培训热“降温”的根本之策。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针对当前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有安全隐患、证照不全、超前培训、超标培训等突出问题，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关键环节入手提出了明确设置标准、依法审批登记、规范培训行为等一系列措施，对于推动各地加强校外培训机构日常监管、规范校外培训市场秩序、减轻学生过重课外负担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这份《意见》的背后凝聚了社会各界的心血。自今年2月四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以来，为了摸清校外培训市场及机构现状，十三届全国政协成立了专题调研组，赴各地实地调研，召开多场次专题研讨会。就在《意见》印发前举行的十三届全国政协第六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多位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就“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展开了一次集中“会诊”，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校外培训为何“高烧不退”

　　北京一所知名小学五年级学生张华（化名）刚和校外补习数学的老师道别，就被妈妈连拉带拽地匆忙送到了另一家机构的英语培训班。

　　张华说：“每天从学校放学后，我都要去上培训班，每天回家都很晚。”

　　实际上，不少中小学生和张华的情况相似。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是近年来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痼疾，也是牵动社会敏感神经的一个难题。党中央、国务院也高度重视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十三届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专题调研组已先后前往北京、湖南、安徽调研，召开19场座谈会。

　　在协商座谈会上，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介绍，经过密集调研，委员们认为，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是一个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的任务，需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政府主导，构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位一体”的育人体系，综合治理、疏堵结合，深化改革，精准施策。

　　究竟是什么导致校外培训“高烧不退”？

　　对于孩子们的校外“加餐”，家长们普遍表示，主观上并不愿增加孩子过重课业负担，增加家庭经济压力，但担心别的孩子培训了自己的孩子不培训就会掉队。

　　此类“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培训机构的营销宣传，实际上都是迎合也制造了家长的分数焦虑甚至恐慌，让家长坚信孩子不上培训班就会输在起跑线上。把孩子送到了培训班，家长才感到心理踏实，才觉得自己尽了责。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孙惠玲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畸形扩大，家长陪着甚至逼着孩子忙碌穿梭于一个个培训班，孩子们自然就失去了本该属于他们的休息、玩耍的时间，所以学生和家长都身心疲惫。

　　谈到学校与家长之间的需求关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敏洪表示，以北京某区为例，因为家长眼里只认定那几所好的小学，所以拼命想把孩子送进去，而学校容量是有限的，为了招收好生源，明里暗里就滋生了许多选拔性测试。

　　培训机构有名无实的虚假宣传,也是与会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大连市副市长温雪琼说，从表面上看，校外培训机构过度渲染和家长因焦虑导致的盲从，是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的一个重要推手，但究其根本，还是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与教育资源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所致。在择校、择优、争学位难以停息的当下，学生、家长、学校都希望通过课外“加餐”补课的方式来提升孩子所谓的竞争力。

　　这种由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所产生的教育差异，在学校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都有明显体现。俞敏洪在座谈会上说，中国教育不均衡问题，不仅仅是城市学校之间的教育不均衡，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城市和农村以及一些边远地区的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

　　当然，有委员提出“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评价方式”和“唯分数论”，也是造成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的重要原因。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副市长白清元认为，升学压力在教育行政部门、校长、教师和学生中间的层层传导，使课内课外各种能提高分数的做法大行其道，“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事实上，国内从教育评价角度进行的改革探索，始终没有停止过。2008年江苏推行的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就是通过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和等级测评及高考等多元方式，改变过去相对单一的学生评价方式。

　　与江苏的探索相似，近年来上海推出了中小学绿色评价，郑州、大连等地也进行了相应的评价探索。与此同时，新高考改革也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变过去的结果评价为“过程评价+结果评价”，这是对传统高考的重大突破。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副省长陈星莺对此提醒说，这些改革都很有价值，但过程评价的尺度掌握和节点控制很重要，要谨防额外加重学生负担。

　　教育供给侧改革可为校外培训热“降温”

　　持续“高烧”了多年的校外培训机构，今年年初因一份紧急通知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温雪琼说，之所以校外培训始终“高烧不退”，与部门监督职责不清，法律规定不明，对校外培训机构资质注册混乱、“走商不走教”打教育咨询和培训擦边球、超范围经营、超性质营利、超前超纲教学、“占坑”排位、过度营销等缺乏有效约束，监管存在“灰色”或“真空”地带等诸多因素有关。

　　据温雪琼介绍，他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教育培训机构中，依法取得教育部门办学许可的不到总数的20%，经工商部门登记的咨询企业占60%，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从事教育培训的则超过20%，而校外托管机构因为国家没有明确规定，所以校外托管机构都没有办理相关手续，其潜在的安全、食品、卫生、消防等隐患问题令人担忧。

　　今年2月，教育部会同民政部、人社部、工商总局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针对“存在安全隐患、证照不全、超前超纲培训、中小学教师课上不讲课后到培训机构讲”等六大问题，开展了专项治理行动。与此同时，教育部还专门印发公告，规范面向基础教育领域组织的竞赛、挂牌、命名、表彰等活动。对此，俞敏洪表示，此次整顿把培训机构和公立学校的利益关系进行了切割。

　　对于当前“高烧不退”的校外培训，委员们开出了5剂教育供给侧改革的“药方”：治理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优化学校课后服务、统筹利用社会资源、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根据调研结果，委员们认为，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就是要治理无资质的“黑机构”，治理名实不符、打着其他旗号从事培训业务的假冒机构，治理不遵循规律、家长学生对质量不满的伪劣机构，治理有证无照、有照无证的不规范机构。

　　到底通过什么手段使校外培训市场实现良治？委员们认为，治理培训机构涉及面宽、政策性强，相关部门要积极稳妥、从实际出发，该停的则停，该改的则改，该鼓励支持的则鼓励支持；应抓紧出台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对有关条款作出明确具体规定，提高依法办学和依法行政的科学化水平。

　　对此，委员们建议，要规范培训机构的入门标准和程序、规范业务项目和收费标准、规范培训内容和培训用书、规范公开资质信息的内容和平台。同时，还应当推进事中事后监管，做好部门联合执法工作，促进培训机构强化办学主体责任。

　　治理校外培训市场离不开规范学校办学行为。委员们认为，学校教师不得参与校外培训，或诱导学生参加培训，或被培训机构作为名师招揽生源；学校也不应和培训机构举办“占坑班”及各种竞赛活动，不得将培训机构有关证书、奖项与入学挂钩。同时，严格落实义务教育学校免试就近入学、一年级“零起点”教学，防止层层传导升学压力，造成所有学生竞相“抢跑”和家长经常性焦虑。

　　在优化学校课后服务方面，有不少委员认为，学校是教育主阵地，办好学校课后服务，家长省心省钱，是使校外培训热“降温”的根本之策。学校举办的课后服务，既可以是由学校办的照看学生、完成相关作业的托管班，也可邀请社会人士举办兴趣班，满足学生音体美等方面爱好，还可引入优质校外资源进校办补习班和特长班，主要解决有的学生跟不上教学进度和有的学生学有余力的问题。当然，对于课后服务这件学校的“分外”之事，政府应在经费等方面给予支持，建立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服务型收费等课后服务保障机制；学校应坚持家长学生自愿原则，教师不得为本班学生集体授课或补习，服务项目的实施要在家委会监督下进行。

　　对于学校课后服务资源供给，委员们建议，统筹利用社会资源，一方面可以把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多年来建设的少年宫、文化宫、青少年实践基地、社区活动中心等纳入学生课外服务范畴；另一方面可利用信息化、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供网络信息资源和平台，让每个学生选择适合的教育，接受个性化服务，同时重视发挥社会志愿者作用。

　　解决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除了呼吁国家加快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制度外，委员们还提出，国家应当通过调整教育结构、优化学校布局、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等综合改革方式，努力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纠正“不输在起跑线上”的错误导向，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让校外培训失去生存土壤。

　　学校亟待发挥“减负攻坚战”的主场作用

　　在多地的调研时委员们发现，面对“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现象，不少家长心存这样的疑惑：现在，大家都在提倡给孩子减负，学校早早放学了，但孩子成绩上不去，好学校选拔优秀生源的方式没有根本改变。而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家长们在学校无法补课的情况下只能转向校外培训机构，给孩子加码补课。

　　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减负攻坚战”的一个悖论，甚至有的地方出现过家长们不希望减负的极端做法：公办学校一旦减负，家长就把孩子送到民办学校就读，或者送进校外培训机构学习。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小学校长王欢认为，学而不融、学而不当和学而不适这三种现象尤其让人感到焦虑。客观地说，学生成长和发展，确实离不开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综合关注。但对于学业负担的认识，大家从不同角度，都有不同的认识，“从基层学校的角度，我觉得很多抱着‘我是为你好’所进行的各种拔苗助长行为，加大了学生负担。而且由于一些学校在发展过程中热衷于形式上的课程创新，甚至有学校开发了几百门课程、举办各种形式主义的自主学习活动，这既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国家课程的正常实施，也无形之中加大了学生的负担。比如，有的学校倡导科科办小报、人人当编辑，要求孩子放假归来交一摞小报。这些缺乏学科整合、家校融合的做法，其实也加大了学生的学习压力”。

　　温雪琼认为，由于教育供给还不够充分，虽然目前学生的校内学业负担确实减了不少，但校外负担比过去增加了。而且校内减负，主要是减在校时间，课程难度、考试难度虽然降低了，但还是难度较大。学生所学的课业在校内消化不充分，进而导致不少学生选择课外继续加码。因此，课内提质是课外减负的前提。

　　究竟如何提质？温雪琼建议，要充分发挥学校在这场“减负攻坚战”的主场作用，基于学生课业的真正需求，真正实施适度的“培优”“补差”等教育服务，以满足不同发展起点学生的差异化需求，减少学生对校外培训的依赖。同时，学校还可创造条件为学生发展特长、开展兴趣活动等提供空间。

　　据介绍，围绕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全国不少地方正在进行各种改革探索。辽宁省现在已经将16门地方课程整合为3门，减少重复机械作业，以打造高效课堂，保障学生在学校就能吃饱、吃好，无须在课外过度“加餐”。江苏扬州启动实施了“三增一减”改革，即增加一个小时的睡眠、增加一节课外活动、增加一门生活技能，然后把课外时间挤满，提高课内质量。该市初中生的学业水平抽测结果显示，受抽测的12个指标中，有9个指标全面提升。

　　座谈会上，对于提高课堂效率，不少委员将目光聚焦到了优化校内教育资源、加强教师培养和配备上。

　　俞敏洪建议，要真正让教师在各个学校之间互相交流，让好教师流动起来，减少小学和初中学校之间的差距。他说：“教师配置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所学校的好坏。让好教师流动起来，或能有效改变热点学校拥挤不堪、薄弱学校生源不足的极端现象。”

　　在当天的座谈会上，“共享”“整合”和“信息化”成了治理校外学业负担重的关键词。温雪琼认为，要发挥优质学校的带动力、落实教师交流“县管校聘”制，增强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的共享性，使集团化办学切实成为教育均衡发展的新动能。

　　温雪琼建议，广大中小学可充分发展智慧教育，通过网络名师课堂，实现优质教育公共资源开放共享，满足学生多元化需求，推动学科课程门类统筹整合，避免重复交叉。

　　与会的一些委员认为，近年来，随着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国家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广大中小学校整体设施、办学条件都得到了很大改善，已经初步具备了为学生提供多元化教育服务的条件。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张雪说，与其把学生交给校外培训机构，还不如学生放学后留在学校接受由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这也是家长最放心、最经济、最惠民的方式。因此，建议国家应坚持以学校为解决“三点半”难题的主要场所。

　　在具体实施路径上，张雪提出，可采用三种方式：一是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即由政府出资引入社会上的体育、艺术、科技等方面的人才，到学校组织中小学生开展课后活动。比如，近年来，北京市按每年城区生均700元、郊区生均900元划拨经费，购买社会服务开展课外活动计划。二是校外活动机构提供多样化服务，即政府统筹少年宫、科技馆等，将优质资源引进学校，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比如，湖南省湘潭市整合了20个自建场馆、8个共建场馆建设青少年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开设了30门特色课程，实行送课到校。三是由学校直接提供课后基本服务，就是以本校教师为主体，放学后继续面向有需求的学生，比如为学业困难的学生和学有余力的学生进行学业辅导，或者开展素质教育的课程及活动，或者看管低年级学生在校完成作业。比如，安徽省铜陵市开展的“快乐三点半”课后服务活动，就是如此。

　　张雪建议，在此基础上，学校既可与大学生志愿服务、实习实践结合起来，特别是鼓励师范生和艺术类院校的学生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参与课后服务，还可依托社区开展联合托管服务，组织家长义工、社区志愿者、退休老教师等人员，利用社区的场地资源，提供便捷的课后教育服务。

　　整顿培训机构任重而道远

　　最近，随全国政协领导去几个地区调研后，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心情格外沉重：“调研让我意外发现，原来校外培训市场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原来我们学生的学习状况已经到了如此之境地！我真是感到触目惊心！”

　　在座谈会上，唐江澎援引了两个数据：目前，全国有80%以上的学生在校外培训机构学习，这80%里面又有80%的学生选了两门以上文化课培训。

　　“今天，在走廊拥挤、环境闭塞、安全不能达标的地方学习的这些孩子，是担负我们民族复兴大任的人，而他们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这样的培训机构里度过的！所以，看了这种状况后，我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感到非常痛心！”

　　不只是唐江澎有这样的感受和担心。在谈及学生减负效果时，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四中校长马景林表示：“我特别希望，民办培训机构能真正成为公立学校的有益补充。因为，现实中，一位教师因为要关注50名甚至100名学生，所以他根本没办法关注到每个学生。因此，有部分学生确实需要一对一的帮助，有些知识真的不是一遍就能学得会的，有些学生真的要学两遍。如果在民办培训机构仍然只是重复式学习、训练，那么学生的负担将会成倍增长。”

　　事实上，马景林期待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校外培训市场驱使着社会、家长趋之若鹜地把孩子们送进培训机构，使得这个市场越滚越大。据统计，2016年，中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市场规模是8000亿元人民币，参与课外辅导的学生达到1.3亿人次。

　　面对培训机构存在的收费不规范、标准不统一、超纲教学、虚假宣传等一系列问题，委员们认为，应当推动培训机构监管立法，加强行业自律，严格规范学科类培训，厘清教育咨询和培训概念内涵，清晰托管机构服务与培训行为边界，明确准入标准和条件；对于教育培训，尤其是涉及学生课业的培训，要严格审批程序，严格依法依规运行。同时，明确部门职责，健全联合执法与日常监管机制，对教育部门赋予更多的协调统筹监管职责，对公安部门赋予更大的执法整治职责，责令工商、民政、人社等部门也要严格履行“谁审批谁监管”的责任。

　　据介绍，目前全国已完成20多万所校外培训机构的摸排工作，160多家培训机构先后签署公约，承诺依法、诚信、规范办学。

　　校外培训也属于教育范畴，既然是教育，就应该贯彻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把育人放在首位。孙惠玲建议，校外培训机构应当发挥所长，自觉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应该针对个性化需求的人群提供学校教育提供不了的服务。

　　俞敏洪建议，对于培训机构的整顿，在合情合理的前提下，还应当持续进行下去，不能让整顿变成了一场“运动”。

　　对于委员们关心的这些问题，新出台的《意见》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但是，要想充分发挥《意见》的作用，关键还是在落实，要内外联动，在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同时，充分发挥学校教育主渠道作用，提高学校教学质量，让学生在校内“吃饱吃好”。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教育报》

责任编辑　胜利